文/何庆奎
王元祚是我胞兄大学里的同学，那年他休学在家，由我兄长介绍认识，未曾想到没多久我俩便会乘坐同一列火车来到了新疆北部的一个农场连队(农八师二十三团五分场四连),开始了迄今四十年的兄弟友情。
一开始我就觉得他像长者，事无巨细样样都处理得并井有条，他善写文章，在中学时代就有文章见诸报端。
在初到新疆的那几年，生活是那样艰苦，我们这批小青年都被编人“大部队”，天天是下地定苗、锄草，但毕竟大家都在一起，情绪上会相互感染、慰籍，倒也就不觉得苦了。
中午时分，烈日当头，就盼着连队食堂的牛车来送饭，其实也没什么好吃的，往往是一些葫芦瓜疙瘩，偶尔见一两砣肉，外加一个苞谷面馍。
关键是饭后可以在林带里休息个把小时，新疆的夏天昼长夜短，午饭后能在林带里找个有阴凉的地方歇息那是我们最愉快的时刻。
展开剩余74%我和元祚一起回忆在上海的趣事;一起聊我们的共同爱好:美术、音乐和文学，我们在一起的共同话题特别多，而且多半是他讲，从俄罗斯文学到苏联早起的歌曲，从巴金到列宾、苏里科夫，还有毕克、邱岳峰等。
可以说，我文学艺术的早期教育很多是来源于元祚那里的。农场的劳动毕竟是很艰苦的，每天下地的时间都在十二小时以上，傍晚收工我俩肩扛铁锹伴随着淙淙的渠水声和沙沙的树叶声走在黄昏的小路上，谈论着我们喜爱的文学和音乐是一天的疲劳似乎也消失贻尽。
和伙伴们一起往回走，总是渐渐地就落在了后头，我们才踏进宿舍的门，但见别人已洗漱完毕，都去食堂打饭了，可当我们捧起饭碗的时候，晚间开会的哨声又刺耳地响了起来。连队开会前要集合、点名，连部门前的桌子上点着两盏油灯，连长或指导员分别做一些冗长的“报告”，其实什么内容当时我们也没听进去，现在回忆起来倒是说到“某某与某某又钻苞谷地了”之内的话，让人印象较深。
我们那时候在男女问题上悟得很晚，对于钻苞谷地、钻林带之类的语言实在是不太理解。
有一天收工回来四忽然发现文教在捣鼓一件稀罕之物，原来是件叫汽灯的照明工具，它的发光部分其实是一个丝织的小套，当汽灯打足了气后，点燃的小套可以发出十分抢眼的光芒，且燃烧时间特别长。
之所以用到这个汽灯，据说是晚上“场长(相当于部队的营长)要来给大家讲话，这是当年我们在连队见到的最大的官给我们讲话。
那天晚上会场气氛特别隆重，说话间不时有人给他斟上一杯十分混浊的白开水(因为我们的饮水都来自涝坝)，然而我们由于白天的劳累，依然是很少能听进去些什么，往往是我与元祚背靠背就进入了梦乡。
偶尔有不开会的夜晚，我们倒反而显得十分兴奋，在一起唱歌是主要的活动内容，元祚会唱很多前苏联歌曲，偶尔还可以用俄语演唱“喀秋莎"“共青团之歌"以及“灯光”等歌曲。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运动就接二连三地在农场连队开展起来，直到1966年特殊时期到来，平静的日子也随之被打破。
大约也是在那一段时间里，知青中就有人陆续被调离连队，去担任会计教师和医务人员等职，元祚也在那时被调往“曹家坡”场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担任编导工作，同时也出演过许多角色，印象中他曾演过李玉和，虽说隔段时间他来连队演出我们能见上一面，但那种朝夕相处的日子就一去不返了。
现在回想起来，无论是生活或工作上元祚都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在那艰苦的岁月中，我们能面对繁重的劳动和压力而乐观地生活下去，是和元祚这样众多师友帮助分不开的。
我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乃至一生都献给了边疆这片热土，而这片热土也滋润着我们，尤如三原色一次次地调和，产生出无数绚丽多彩的人生，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中的朋友让人回想起来一次次被感动。
元祚因场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散，又回到连队，大约在1973年，元祚调到二分场13连学校当教师，因语文水平好，又调到二营营部学校当教师，拨乱反正后，元祚凭借自己的能力调到安徽铜陵市教书。
后又调到上海淞沪一个学校教书，并在此校退休。如今定居上海。
元祚是在新疆兵团农八师143团工作时，与同车支边进疆的上海女知青结的婚，有两个女儿。
元祚不但有文艺才华，文学功底尤其好，在新疆，在内地，陆续发表了不少作品。
他在上海支边青年中算是比较顺的人，妻子文革受点压力，那个年代，资本家出身的青年都要受歧视，她也不例外。
王元祚已老了，在我们上海知青中，是既突出又很典型的
一个人，愿他的晚年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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